100年前,中国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作为其先导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时期求新的体现。而这个时代的旧，则在于几千年的旧文化旧传统已深入民族的根基，注入每个人的骨髓，一路走来的惯性之大，撼动不易。所以有人还要做皇帝，有人怒斥白话文，贫民的窘困一如从前，种种弊端并无实质性改善。

1918年在太和门前向北拍摄，，受阅士兵方队也已经就位，庆祝仪式即将开始。，中国第一次跻身战胜国行列

黎元洪准备上马阅兵

袁世凯时期教育方针有复古的趋势，但新的学制、新的课程标准还是得以推广和实行，入学人数显著增加，高等教育和女子教育发展起来。农业和实业方面，提倡并保护民间兴办企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开矿、金融等行业，成立农政机构，设立农业学校，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改良，并鼓励垦荒。尽管很多措施影响有限，经济还是有所增长。

于是我们看到的北洋时代，一方面是政府搭台唱戏，一出又一出，南北军阀割据，谁都想坐大。另一方面，有资本和有知识的阶层开始展示自己的力量，民国初年的新气象多由他们而起。这股力量的影响，纵向延展至此后数十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旧势力依然顽固的土地上，横向的生长却十分有限。陋习依然广泛地存在，普通人依然挣扎在温饱的边缘，整个社会的面貌，总不能局限于社会上层一部分人的新鲜尝试。

平民的生活从来不写进正史，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也常常在视线以外。人们总是关注政局的变化，关注戏剧性的事件，对那些千百年来一直默默消长的人和事，最多只看到他们被时代牵动时微微惊起的波澜。辫子剪掉了，缠足放开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改变？所以有必要将目光移向庶民的世界，在街头巷尾田野间寻找新与旧份量迥异的存在。

人们今天呼吁要保护、要复兴的很多民俗活动，在20世纪初还是鲜活地存于民间，比如京城各处的庙会，寺院道观的祭神活动，各种民间艺术，以及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一些礼制。然而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和娱乐的多样化，让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失去了它生根的土壤，保护往往对应着商业开发，复兴常常流于形式，只有在它们真正属于民间的年代，在人们真切的参与中，它们才是真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民俗活动及它们的参与者，连同同一时代背景下各种商业、文化活动及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组成一面观察中国社会渐进变化的多面镜。

每年农历的正月底，雍和宫内都会人头攒动，争睹“打鬼”的场面。“打鬼”是京城百姓对这一活动的俗称，它正式的称呼叫“金刚驱魔神舞”，藏语称“羌姆”，蒙古语称“布扎克”，是黄教特有的宗教乐舞。这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宗教大典，乾隆年间传入北京，旧时主要在雍和宫、黑寺和弘仁寺举行。照片中围观的人既有满族也有汉族，有成人也有儿童，个个翘首以待，可见当时之盛况。

北京的南城是平民百姓的生活空间，这里有各种茶馆、商铺、戏园子，即使最穷苦的人群也能找到适合他们的娱乐和消遣。在酷热的夏日里，已经失去城防功用的护城河成了穷人们清凉的避暑地。照片中永定门外护城河中的孩子们，有的在凫水，有的在打闹，还有人在河里清洗马车和人力车。

永定门是北京城中轴线最南端的城门，城外商贾云集，热闹程度不输前门大街，从这张照片中可见一斑。照片右边的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在1957年被拆除，2005年又重建了永定门城楼。街对面的墙上贴着著名的仁丹广告。仁丹是日本人森下博明治三十八年（1905）创制的一种银色小药丸，有提神醒脑、消毒杀菌的功效，风行中国数十年。墙上的这版仁丹广告是大正五年（1916）的版本。

这是一个身世显赫的人的葬礼，不仅送葬队伍庞大，路旁还有荷枪的军警在维持秩序。这个热闹的场面吸引了驻扎在正阳门的美军士兵，他们都扒在城墙边上看热闹。正阳门瓮城还在，说明照片拍摄于1915年以前，城内原有两座香火旺盛的庙宇，位于西北角的观音庙和东北角的关帝庙，照片中可见观音庙。

抬花轿是中国传统婚礼仪式中的核心部分，轿身四周罩着红色的绫罗帷幕，上边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四角挂着丝穗。照片中的婚轿等级不低，由八人抬，显然是大户大家的婚礼。

平民百姓的葬礼没有富贵人家那般排场，却也不容敷衍。棺材用料很足，对普通人家来说已经很够分量。亲属们披麻戴孝，乘坐马车一同前往下葬地点。

北京的商铺门脸有着特殊的装饰，往往用房檐伸出的龙头装饰悬挂店铺的字号。在这条不宽的街道上，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一个赤脚的人力车夫正要避开一个拿伞的小脚妇人。左边售卖“玫瑰生发蜡”和“艳容雪花膏”的是中法大药房。这家药房是宁波人黄楚九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上海创办的。

赛马是欧洲人酷爱的运动，清末以后他们把这项运动带到了中国，在上海、天津等有租界的城市都有专门的马场。驻北京的外国人也有专门的跑马场，位置在城西。照片中的骑手正骑着一匹典型的中国马，周围的观众正为他的获胜而鼓掌，马主人一手牵着马，一手脱帽向大家表示谢意。

旧时前门商业街集中了多家西药房，且均为宁波商人所开。这些西药房多采用西式建筑，装修豪华，临街有巨大的玻璃橱窗。照片中左边是华美大药房，不远处是中英大药房。

六位耄耋老人聚在一起吸烟品茶，享受着自在的闲暇时光。岁月已经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世道再多变故也不过是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而已。

1903年，莱特兄弟在美国第一次载人飞行成功，1911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中，飞机第一次走上战场。1911年至1912年间，法、比、德、俄、英等国的飞行家们，相继带着飞机到中国作飞行示范表演，这种据说可以用来扔炸弹的新鲜玩艺儿引起了北洋政府的兴趣。1913年袁世凯批准从法国购进十二架高德隆G3型双翼飞机，并在南苑开办航空教练所，培养飞行员和机师。照片中的外国女士正捧着奖杯，可能是准备颁给一位完成飞行表演的驾驶员。

北洋政府时期，尤其是“五四”以后，革新的思想有了实质的体现。，初、中、高级教育机构的标准水平有了提高，入学人数也增多了，更大的进步是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重视。1920年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之后南京高师也招收女生，一些进步的中学开始男女同校，甚至同班。照片中的十四位女学生穿着统一的服装，手握文凭，意气风发，展现出一种与传统的中国女性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获准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之后，各国又获准将驻军部署在京津一带，加上过去几十年里各口岸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至少在东部的大城市里，外国人已经不再是稀罕物了，市民们逐渐习惯在街头巷尾偶遇几个外国人。这四位撑着洋伞的日本女性漫步在北京街头，从容自在。

照片中的女子是典型的满族妇女打扮，梳着旗头，身穿长及脚面的旗袍，外罩坎肩，天足穿着花盆底绣花鞋，鞋底不高。这种装扮尤其是头饰在各种以清代为背景的影视剧里极为常见。清中期以后，满汉两族在服饰上互有仿效，民国时流行的旗袍和长袍马褂，都源于传统的满族服饰。

骡轿是中国北方特有的交通工具，将轿子的前后杠加长，分别拴在两头骡子背上，这样既有马车的空间，又利用了骡马的良好耐力，尤其适合崎岖的山路，因此很多长途旅行尤其是去关外都首选骡轿。

老北京人有很多玩乐的方式，玩鹰是其中很酷的一种。这种玩乐方式往上追根溯源，是清朝入关后为了让八旗子弟们不致荒废骑射之本而举行的木兰秋围，驯鹰的初衷本来是帮助打猎，内务府下面有一个部门专司此职，叫养鹰鹞处。

由于皇家养鹰，后来逐渐上行下效，八旗子弟又渐渐远离骑射，于是驯鹰就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玩乐。照片中这几个玩鹰的年轻人，看这打扮和架势，在当年大概也是很拉风的。到20年代以后，旗人的生活日益窘迫，玩鹰的人渐少。

1949年前，娼妓业在中国是合法的。进入民国后，在进步社会舆论和团体的促进下，北洋政府内务部做出过限制娼妓的规定，但没能付诸实施。照片中三个姑娘看上去年龄都不大，民初最著名的青楼女子小凤仙，结识蔡锷时只有十六岁，大概就是照片中这些女子的年纪。她们往往精通音律，甚至能吟诗作画，且常常是女性时尚潮流的领导者，比如女性去照相馆拍摄肖像最早就是她们先行试水，这其中有招揽生意的目的，但在那个时代也算是开风气之举。

或许是因为炎炎夏日，或许是因为家里太穷，这些游荡玩耍在街头的孩子们几乎都没有穿上衣。民国以后平民教育在各界的推动下有了显著的发展，各地都兴起了办学高潮，但是无力进入学堂读书识字的穷人孩子依然不在少数。教育的缺失，使得这些孩子们只能用浅窄的眼光观察世界。他们静静地面对着照相机，显得有些木讷。

清朝入关后，强迫所有男子剃去大部分头发，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一绺，即“金钱鼠尾式”，以此作为归顺的标准，否则“留发不留头”，因此在清代，剃头业正经是跟脑袋相关的职业。传统的剃头匠必须掌握十六种技能，除了梳发、剃头、刮脸，还能掏耳、清眼、染发、按摩、正骨等等。到了民国，辫子被认为是耻辱和不卫生的象征被要求减掉，男子不再蓄长发，不过剃头匠的诸般手艺依然适用。照片中这位师傅正在认真地为他的顾客刮光头。

进入民国后，政府提倡新的生活习惯，教育民众讲究卫生，并积极治理主要干道的环境。北京素以大风和满城黄土闻名，为了降尘，政府派遣专人每天为街道洒水。照片中的两名“环卫人员”正在进行洒水的工作。他们戴着大沿帽，从制服上可以得知他们属于内城左一区，这是民国时对北京城的区划，内城左一区即今王府井、南池子一带。

某个冬日的正午，四五个农民正背着硕大的背篓向正阳门瓮城东闸楼走去。这次进城，他们的收获似乎不少，每个人的背篓都装满了。墙根下一个满族妇女正抱着孩子进城，一个年轻的车夫也正拉着空车往城里赶，近处的这位大叔竟然还保留着辫子，不知是对前朝的怀念还是没看清局势的发展。

那个公路尚未兴起、铁路刚刚起步的年代，骆驼依然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长途运输工具，大量的驼队连接着北京与关外、蒙古草原以及更远的亚洲腹地的贸易关系。与通往南方的运河一样，它们也是北京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

独轮车也是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多数时候用来载物，在某些地方，比如19世纪的上海，也作为出租车用来载人。照片上这辆满载白萝卜的独轮车可能正要送往某户人家，萝卜是北方人传统的冬菜，人们会在天气变冷之前大量储存。街上黄包车往来穿行，这种廉价的交通工具自清末起在大城市里流行，至50年代逐渐为更省力更快捷的三轮车取代。

北洋政府内务部曾发布法令，规定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者不得做人力车夫，然而为生活所迫，还是有不少不满十八岁的年轻人从事这项工作，胡适为此写过一篇小诗《人力车夫》。五四以后一些青年人号召不坐黄包车，作为“新生活”的内容之一。

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北洋政府制定了一些措施，设立了一些机构来推动农业近代化的进程，并设置专门的学科来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依然是照片中这种沿用了几千年的耕作方式在养育乐观知足的中国人，直到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真正推广开来。

这种靠人自身的重量来翻挖土地的方式，可能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中国农民一年辛苦劳动的平均产量只有一千四百公斤，以全国的总量来讲，也只是在最低限度养活全体人民的水平上略有盈余。没有剩余的财富进行各种生产投资，正是旧时中国农民以及以农业为根本的整个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

稻谷脱粒后的秸秆，在农村可以用来铺房顶、喂牲口、当燃料，还可以拌泥做筑墙的材料，总之用处多多。照片中这位庄稼汉穿着免裆裤，外衣搭在一边，心满意足地挑着两大捆秸秆——这是收获粮食之后的第二重喜悦。

欧洲人在18世纪就进入了蒸汽时代，机器的普遍使用使得19世纪后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面对中国的锯木工总是备感讶异。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将木材一头支起上下拉锯的锯木方式，还在普遍使用。照片中这家义兴木厂的两个工人，正在用一把一人多高的大锯一上一下分锯长木，上方的工人和右边提着鸟笼的年青人还盘着辫子，辛亥革命距此不远，许多人仍未剪辫。

北洋政府在1914年3月颁布了《矿业条例》，规定地下矿产均属国家所有，地面业主不得任意索价阻碍矿业开发，同时降低了矿区税和矿产税，以鼓励民间资本向矿业投资，并允许外国人取得矿业权。照片中的矿坑外面就站着一个外国监工，一个矿工正从低矮的矿洞拉出一车煤，洞口架着秤，按照每一次的重量来核算工钱。

民国以后已经注重卫生教育，但不论是五四以后对“新生活”的倡导，，都收效甚微。大环境使然，基础设施也有限，中国的乡村粪溺遍地的情景，总让那些拿着相机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外国人感到头疼，因此哪怕是无人照看的儿童，也必须成为被纪录下来的反面教材。

儿童年龄还小的时候，经常赤身，在炎热的夏天，辛劳的父母们通常不以为意。但是照片上这几个孩子，从身上的晒痕来看，左边两个较小的女孩平时都穿着肚兜，右边三个黑得跟泥炭一样的男孩，如果参考身后短短的日影和小河，大概是盛夏里整日下河玩水的结果。

这显然是一张摆拍的照片。其时的中国，确实贫穷如此，但正因为这是老中国，即使最荒僻的农村也有人读过“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光着屁股在房前屋后疯玩是可以的，男孩女孩一起赤裸着见外人并不是常态。

我们尊重每位原创作者的心血，如文章涉及版权问题，请作者在后台留言，我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删除。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转载仅供参考。留言回复，均是小编，不是文章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