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犍为出土的巴蜀印章）
四川犍为出土巴蜀土坑印字是古彝文字符考
沙马拉毅 钱玉趾
原文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4期
（作者沙马拉毅系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研究方向: 民族文字信息处理、民族学; 作者钱玉趾系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研究方向: 文字信息处理、巴蜀古文字。）
［摘要］彝族早就进入犍为地区，与当地土著濮人融为一体。在古蜀国开明王朝前，从朱提( 云南昭通) 到郫邑称帝的杜宇早已统治犍为地区。1997 年，四川犍为出土战国时代的古蜀铜印 3 枚，有多个字符。本文认为，犍为印字符是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的彝文字符，并用彝文字符考释了铜印字符，译成了汉文。出土巴蜀土坑印字与古彝文的考释印证，将对彝族与古蜀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犍为铜印; 古蜀印; 彝文字符; 印文考释; 重大影响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建设计划资助阶段性成果。
1977 年 10 ～ 11 月，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在犍为县东部的金井、五联公社发掘 11 座墓葬，出土文物 130 余件，主要是陶器，有少量的铜器和其他器物。其中有铜印章 3 枚( 见图 1、2、3)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说: “可以确定这是一批战国晚期的巴蜀墓群”，“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蜀，蜀王败死武阳( 今四川彭山县) 后，大批蜀人很可能顺着岷江南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尤其在川南山丘一带地区……这批墓葬，很可能就是这些蜀人及其后代所遗留下来的。①”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说:犍为墓的陶器年代为“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
四川芦山清仁乡出土战国时代古蜀印章 2枚，其中一枚附图于此( 见图 4)［1］( P． 194)，以便对比考析。钱玉趾《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再探》说:“犍为王文印上的上述四个字符，具有浓重的彝文笔意……与彝文字符的相近相似，究竟是互不相关的现象，还是有内在的联系，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②”。
《史记·三代世表·正义》称: “蚕从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姚，即云南姚安; 巂，即四川西昌一带。方国瑜《彝族史稿》说: “彝族祖先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年代已经很早了，在初期，主要在安宁河流域的邛都( 今西昌) 和普渡河流域的滇池两个地区。［2］( P． 2)”《蜀王本纪》说: “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出，为宇妻。”朱提( shi) ，在今云南昭通。《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廓，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南中，即今云南、贵州西部及四川的凉山州和宜宾以南地区。犍为县恰好处于峨眉与宜宾的中间，应属杜宇的管辖范围之内。《爨文丛刻·彝族远祖及罗甸水西世系表》载: “《且兰考》记载从希慕遮到隆穆 31 代‘世居于蜀’……周之叔世，杜宇称帝于蜀，蜀有洪水，隆穆避居南方，诸夷奉以为君。”彝族的隆穆，就是蜀族的杜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在云、贵、川的上述地区，蜀族彝族似乎难分彼此。
屈小强等编《三星堆文化》将古蜀族的三角戈、郫县张家碾和新都出土的铜戈铭文加以对照考析，说“上述三戈上的铭文为古蜀文字，这种文字和彝文一样都是音节文字。［3］( P． 444)”现在考析犍为印的字符。图 1 有 4 个字符，呈菱形分布，按上左下右顺序排列，分别用代号 Z1、Z2、Z3、Z4 表示。图 2 有 3 个字符，呈中左右排列，分别用代号 Z5、Z6、Z7 表示; 图 3 中间有 1 个字符，用 Z8 表示; 图4( 芦山印盖印图) 有 3 个字符，按左下右顺序排列，分别用 Z9、Z10、Z11 表示。以上 11 个字符见表 1。11 个字符之外的，应是图形及符号。印章的图形与文字，有印面图( 反面) 和盖印图( 正面)之分。顺便说明，在《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中，图 1 是盖印图( 正面) ; 图 2 是印面图( 反面) ; 图 3是印面图( 反面) 。《巴蜀青铜器》中，图 1 是印面图( 反面) ，而且放倒了; 图 2 是盖印图( 正面) ; 图3 是盖印图( 正面) 。本文皆采用盖印图( 正面) 。
芦山印 Z11 是“王”字，此字应是从中原甲骨文一汉字系统借用的字符。Z9 与 Z11 呈左、右对衬排列，因此，可确定 Z9 是个字符。Z9 与 Z10 一起，构成“王”的称号或名字。《彝文字集》有与 Z9相似的字符( 见表 1． Y91) ，其读音为 a21，字义之一为“父亲”［4］( P． 295)。《汉彝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中，与“王霸”对应的彝文词中有相似的字符( 见表 1． Y92) ，与“酋长”对应的彝文词中有相似的字符( 见表 1． Y93) 。还有，“祖本”的彝文词是( 表 1． Y94) ，“先驱”的彝文词是( 表 1． Y95) ，都与 Z9 相似。古彝文的异形别体很多，一个字符常有正写、倒写、反写与笔画多少弯曲不同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字符 Z9 有“父亲”、“酋长”、“祖本”的含义。如果上部的方块( Z12) 也是字符，在古彝文中有相似的方框形字符( Y121) ，《彝文字集》云南卷、贵州卷、四川卷都有 ( 87，292，599，779，952，1203 页) ，读音为 tu 或 to; 含义有:宇宙、乾坤、苍穹等。图 4 印章应该是天授的开国君王的印章，此君王相当于汉高祖、宋太祖一类君王。当然，这个古蜀族( 或古彝族) 的方国，应该是个中小型的酋邦。图 4( 芦山印) 应是这个方国国王的印章。
再说图 2 ( 犍为印) Z5 字符，在印章中部，比Z6、Z7 字符大而醒目，它与 Z9 字符相似，最大的区别是一正一倒。因此，它应该也是方国国王称号或名字的字符( 参看 Z9 考析) 。再后说重要印章图 1( 犍为印) 的字符。Z4 是“王”字，与图 4( 芦山印) 的“王”( Z11) 、图 2 的“王”( Z7) 完全一样，应作“方国国王”解。Z1 字符在印的上部，应是首字符。《彝文字集·四川卷》1315 页有两个相似字符( 见表 1． Y11、Y12) ，Z1 与 Y11 的构形基本相同，只是一正一倒。Y12 与 Z1 方向相同，只是竖画顶端多一横画。此外，Y11 竖画的端部呈弯曲形。三者应该是同一字符。Y11、Y12 的释义有“分开、离开”、“叉”、“懂”等。这三个字符的构形理念应该是: 由一个竖画延伸、演变成两个笔画，用以表达分离、分叉、分支等概念。作为植物，在成长中由一个主根或主干，分叉成两个或多个枝条，这个主根或主干在下，枝条在上，Y11 应该是主要表达植物的分叉。作为人类种族，一个祖先繁衍后代，变成两个或多个支系，这个祖先在上( 前) ，支系在下( 后) ，Z1 与 Y12 字符应该主要表达的是种族繁衍的概念。图 1． Z2 字符，在彝文中有许多相似字符。《彝文字集》102 页有( 属云南禄勒，见 Y21、Y22) 、357 页有( 属云南宣威，见 Y23) ，793 页有( 属云南弥勒，见 Y24) 、1051 页有( 属贵州，见 Y25) 。在《古史通鉴·笃慕源流》中有许多类似 Z2 的字符，且与《彝文字集》中上述字符完全一样( 见表 1．Y26、Y27) 。其读音为“雅”，都作人名使用。
《笃慕源流》记述彝族远祖以希慕遮开始，繁衍至笃慕有 31 代。笃慕后裔分六个支系，传至阿格君长有 85 代历史③。在笃慕之前的君长中，有:诗雅立、立雅密……赤雅德等 8 位; 在笃慕之后的君长有: 慕雅考、齐雅洪……纪雅德、德雅堵等 16位。上述 24 位君长名字中都有一个“雅”字，而且都处在第二字位。这也是将犍为印的 Z2 字符排在第二字位的依据。这个“雅”字对应于彝文字符是 Y21、Y22 等。因此，我们确定犍为印图 1． Z2 字符处在方国国王名字的第二位，用《笃慕源流》的“雅”对译，应该比较合理。《彝文字集·贵州卷》的字符( 1051 页 Y24) 释义之一有“和”的意思。Z2 字符中间是长竖画，两侧各有一短竖画; 三竖画略有不同，但有一横画连成一体。可谓和而不同，不同又能紧密相连，和谐相处。
图 1． Z3 字符，在彝文中也有较多相似字符。《彝文字集》202 页有( 属云南禄劝，见表 1． Y31、Y32) 、266 页有( 属云南宣威，见表 1． Y33、Y34 ) 、639 页有( 属云南石林，见表 1． Y35、Y36) 、1326 页有( 属四川，见表 1． Y37) ) 。上述字符都与 S 相像，但有正向和反向，横放和竖置的不同。在《爨文丛刻·君代母系》中，与图 1． Z3 相似的字符有23 个之多( 见表 1． Y38、Y39、Y310 ) ，这些字符全是竖置，书写笔画与 S 相反; 其读音接近“斋”，译为汉字作“舍”。这 23 个“舍”都作人名使用，如:迫娄舍节、娄额舍主……阿享舍鲁、本局舍纽等。这些名字都由 4 字( 4 音节) 组成，“舍”字( 音节)都处在第三位。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上述由“舍”组成的人名都是女性，都是君长的母亲。在汉文史书中，“舍”有时译作“奢”( 如“奢香”) 。本文据《君代母系》译为“舍”。《彝文字集》( 云南宣威) 的字符( Y33、Y34) 有“发布政令”的词义。按此词义，译成“摄”似乎更好，“统摄”与“发布政令”词义相近。S( 或反 S) 横放或竖放，那弯钩形态可分别表示能挽住或掌控上下或左右的一切，寓意能发布政令、统摄臣民。
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说: “拉丁字母形成于公元前 7 世纪，在最初六百年间，在意大利以外地区还是影响不大。”拉丁字母的 S，是借鉴一个希腊字母 Σ( 左转 90°的 Μ ) 改造而成［5］( P． 286)。古蜀字符( 彝文字符) S 是独立创造，应早于拉丁字母 S，并有特定含义，说明古蜀人( 古彝人) 具有高度智慧和创造力。
现将犍为印图 1 的 4 个字符综合考析。字符Z1，与彝 字 Y11、Y12 相 似，Y11、Y12 读 音 为 斋( 支) 。图 1 印 4 个字符用汉字注音可写为: 支雅舍王。“支”有分离、分支的意思，“雅”有和的意思，“舍”有发布政令的意思。合起来的意思应是:分支的、推崇“和”的、能发布政令的王。这个犍为印就是这个王的印章。其他印字分别用汉字注音，图 2 印是: 阿舍王; 图 3 印是: 舍( 王) ; 图 4( 芦山印) 是: 阿舍王( 或“妥阿舍王”，天授的开国君王) 。
犍为土坑墓出土了 3 个印章，图 1 的印面直径是 3． 7 厘米，图 2 的印面直径是 4． 2 厘米，图 3的印面直径是 4． 5 厘米。图 3 中部的字符( Z8) 与图 1 的第 3 个字符( Z3) 相同，都读“舍”，都是发布政令的意思。那么，这个印就是能在方国的分封国内“发布政令”的国王的印章。图 2 印有 3 个字符，其中，Z5 与 Z9 有父亲、祖本、先驱的意思，Z6与 Z3、Z8、Z10 相同，也读“舍”，有“发布政令”的意思。这个印应是能发布政令的先驱王的印章。这个先驱王相当于汉族的秦始王、汉高祖、宋太宗般的君王。当然地处南方的古蜀族( 或彝族) 的君王的方国应该较小，但是，这个君王应是这个小方国的大王，所以，印章也大。
在 3 个印章中，图 1 印要小一号，这可能意味着这个方国要小一等、国王要低一等。唐朝的唐睿宗曾将五个儿子封王，李隆基被封为楚王。图 1印中的王，考虑到他是分离出来的崇尚“和”的国王，可能是大方国国王的子嗣或大臣，被分封为王( 封国之王) 之后，必须忠于大方国之王，与其他分封之王和睦相处。这就需要尊崇“和”的理念。古代的犍为一带是僰人的居住地。
蒙默《楚为僚说》说: “除了南中八郡，古代巴蜀地区也是濮人的一个重要居住区。”又说“古代僰人和濮人、僚人一样，它是一个较大的族系，它的内部包括着不同的支系。”“秦汉时的僰人就是魏晋时期所称的濮人。［6］( P． 15)”又在《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中 说: “我们认为杜宇就是僰人。［6］( P． 45)”许慎《说文解字》载: “僰，犍为蛮夷，从人，僰声。”《水经注·江水》说: “( 僰道) 县本僰人居之，《地理风俗记》曰: ‘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秦记》所谓僰僮之富也。’”古代犍为的民众最讲仁道，方国国王印章含有“和”意义的字符，应易被理解了。蒙默《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说: “彝族是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从旄牛徼外南迁至云南的昆明夷，与以濮人为主的土著居民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说: “今云南彝人中多有濮夷———即原住彝人，六祖是古蜀国彝人南下后在云南的回家、叠加和重合……”又说: “曲涅、古侯渡江后有三次大的分徙……一支顺江而下，往东进入雷波、屏山、宜宾、泸州; 一支往北，进入凉山腹心地……古侯仍往东，进入美姑，越雟、甘洛、峨边、马边、汉源、雅安、乐山等地乃至更远。［7］( P． 127 － 139)”犍为地处乐山、宜宾之间，应该包含其内。
杜宇“从天降，至朱提”，朱提就是云南昭通。后来，杜宇来到成都平原称帝，应是从昭通到宜宾( 较近) ，由宜宾沿岷江北上成都平原，途经犍为。因为岷江南流到乐山，经犍为到宜宾注入长江。《蜀王本纪》载“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刘琳注: “杜宇的时代约在春秋中期。［8］( P． 182)”杜宇之后是鳖灵，建立了开明王朝。《华阳国志校注》说:“开明立，号曰丛帝。从帝生卢帝。卢帝……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僚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8］( P． 185)”青衣在今四川芦山县，图 4 芦山印字与犍为印字一样与彝文有关，当在情理中。九世开明帝约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开明王朝共传 12 世，在公元前 316 年灭亡。开明王朝时期，犍为地区应该是濮( 僰) 人、彝人、蜀人融为一体的族属了。
巴蜀古代文字发现后，早期的学者用解读甲骨文的方法解读。童恩正、龚廷万《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说:“( 戈的文字) 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与汉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④”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说: “中国境内存在的古文字，绝非都是汉字，或与汉字有关。比如巴蜀文字，不少论作以之当作汉字来释读，就是不成功的。［9］”2010 年，凉山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承担“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研究课题”，四年来形成对比图片 122 张( 刊于《诺苏》18、19 期) 。阿巴乌呷嫫《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比图片展览获得中外学者的好评》说: “中央民族大学朱文旭教授……说: ‘从对比图片上看，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确实有历史渊源关系。’⑤”戈隆阿弘《彝学研究文集》说: “三星堆遗址，肯定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遗存无疑。［10］( P． 143)”。
犍为出土印章的年代被定为战国时代( 公元前 475 年 ～ 前 221 年) 晚期，可能处在开明王朝保子帝之后的 10 世、11 世或 12 世时期。此时的犍为应是彝族的居地，也是蜀族的辖区。考虑到犍为所处的特定地域、特定时代以及种族的特殊关系，彝族与蜀族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用彝族文字考释犍为出土的古蜀印章文字，应该说具有合理的元素。多数彝族学者比较赞尝这种考释，但有较多汉族人士一时难以接受。本文上述考释方法与结果若能成立，有较多的古蜀印和铜器铭文皆可如此考释，将对巴蜀历史文化、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古代巴蜀文字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①四川省博物馆( 王有鹏执笔) : 《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 年 9 期第 779 页。宋治民: 《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9 页。同一墓中的器物的年代可能不同，犍为印的年代尚可探究。
②钱玉趾: 《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再探》，《四川文物》1989年第 6 期; 又见屈小强等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58 页。
③马学良主编: 《爨文丛刻》( 上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7 页。此书用彝文原文、国际音标( 注音) 、汉语词( 对译) ，汉语句( 对译) 四对照的方式印行。
④童恩正、龚廷万: 《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文物》1976 年第 7 期; 童恩正: 《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6 页。
⑤阿巴乌呷嫫: 《彝族文化与在星堆文化对比图片展览获得中外学者好评》，《诺苏》( 吉克曲日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9 页。
参考文献:
［1］四川省博物馆． 巴蜀青铜器［M］． 成都: 成都出版社，2005．
［2］方国瑜． 彝族史稿［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 三星堆文化［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4］滇川黔贵彝文协作组． 彝文字集［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
［5］周有光． 世界字母简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6］蒙默． 南方民族史论集［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7］且萨乌牛． 彝族古代文明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2．
［8］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M］． 成都: 巴蜀书社，1984．
［9］李学勤． 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J］．浙江学刊，
1992( 4) ．
［10］戈隆阿弘． 彝学研究文集［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5．
【原刊责任编辑 孙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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