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社与百年前的中国摄影展

“光社”的由来——艺术写真研究会在北京大学诞生，表明了业余摄影家艺术联盟在20世纪初已经在中国出现，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在摄影艺术社团发展历史上，摄影最先在欧洲诞生和普及到一般爱好者，业余摄影家们纷纷筹办俱乐部。1887年3月，德国人成立了最早的维也纳摄影俱乐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业余摄影家结盟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成立以后，因为是北京大学校内摄影组织，并没有在社会上广泛发展会友。但是，那时候校园内“穷学生”究竟是多数，教员中玩照相机的人也不多，所以会员发展得很慢。会友开始酝酿把“艺术写真研究会”扩大到社会，黄振玉就提出，改名“光社”的主张。会友们也觉得原来的名字太长，叫起来很拗口。这和以后刘半农提出的主张不谋而合。刘半农认为摄影可以分作两类，复写和写意，“写真”一词为“复写”专用，只是一种纪录的手段。20年代以后，随着摄影的美术化，当时人们已经不太习惯把摄影叫做写真了，于是便一致沿用以前曾用于刊物的名称，一致同意将“艺术写真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光社”。冠以北京二字，目的是吸收社会上的摄影爱好者入社。

光社成立的准确时间，目前存在多种说法。陈万里在《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小言”中写道：“后来，因为会名太长，多数主张变更，讨论结果，遂改为光社。

接下来陈万里写道：“光社改组后，一方固定研究会期，一方筹备公开展览，以研究工作所得结果，与国人相见。即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四十五两日开第一次展览会于中央公园董事会”，此番言语表明，光社改名是在1924年6月的第一次展览之前。当时报纸刊登了北京光社展览会的报道短文。

蔡元培先生在1931年5月印制的《环球中国学生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中说：“光社，设于北平，十二年（1923年）陈万里、黄振玉等发起，初名艺术写真研究会。十三年（1924年）改名光社。吴郁周、钱景华、刘半农均为重要分子。”这是光社存在于世时的可信的说法，文字是出自蔡元培之手，但内容显然引自光社自行编辑的《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陈万里的“小言”，但经蔡元培先生的钩沉转述，便大大提高了其可信度。

由此可以做出判断，艺术写真研究会应该是1923年年底成立，时值冬日，与陈万里所记述的“1923年冬”正合。1924年改名为光社。

同样是发表在《北京光社年鉴》第二集上的汪孟舒撰写的文章“北京光社小记”，确说光社“于十五年六七月间正式成立于东斜街汪孟舒寓所”，并记载社员推举汪孟舒为光社的“文牍干事”。显然所说成立时间与陈万里的记述不合，这也反映出此时光社内部成员观点上的分歧，究竟如何后人很难说清，因为光社本来就是民间的同好小团体，自然不会太在乎“正式”与否。开会雅集也不会有固定场所，好在这篇文章署名汪孟舒“未定稿”，况且文中的“正式成立”也可以有多种猜想。以此我们在没有发现充足的证据时可以暂存疑问，还可以肯定的是汪孟舒的寓所是他们常来聚会的地方。

中国早年的两位“教父”式摄影家，郎静山和黄振玉都曾是上海南洋中学的学生。 南洋中学前身为王氏育材书塾，由王维泰创立于1896年。1900年后改称南洋中学，曾是沪上著名的民办新式学堂。李靖澜毕业于江南地区最早的师范学校——两江师范，于1900年受南洋中学校长王培孙之聘，起初任南洋中学预科主任兼美术教师，大约在1910年起担任南洋中学本部的美术教师。李靖澜热心美术教育，善于发现学生的美术爱好和特长，因材施教，他在南洋中学预科和本科任教期间，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课外活动小组“摄影小班”，对参加的学生进行了当时在中国尚不普及的摄影技术的启蒙教育。黄振玉就是被最早选入“摄影小班”的学生之一。

李靖澜先生帮摄影小班的学生借来了一架附有f/12.6的镜头的老式照相机，教小同学们实际拍照。到了晚上，李老师还带他们到自己的暗房里，教他们冲洗照片。

黄振玉先生1925年起，先后任职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内政部、、故宫博物院。1947年，当选江西省参议员。1949年，随暂存于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辗转到了台湾。黄先生在台湾期间曾任职于台北商业职业学校、审计部。1960年退休后，在台湾担任插画研究会、花道协会顾问。

1977年秋天，台北的汉声杂志的总编辑黄永松先生对他进行过一次采访。因此台湾的研究者认同第一种说法，并说在黄振玉的建议下改名为‘光社’，对外称‘北京光社’。可见还是陈万里先生之说可信。汪孟舒文章记述的改名时间是旨在强调“正式”两字，期盼一个崭新历程开端，因为那时光社的发起人陈万里、黄振玉、吴缉熙、褚保衡都已离开北京，社团面临解体，因此亟需重整旗鼓。光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摄影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发端于业余摄影家群体，并以社员作品的美学特征和新兴的艺术表达形式吸引了更广泛的欣赏群体。

1924年6月，光社第一次公开作品展览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拉开了中国艺术摄影史上首展的帷幕。虽身为局外人，顾颉刚日记中却有记载，甚至还保留下了作者名单，参展作者15人。

关于这次展览会的具体情况，因年代久远已经难以再现。甚至光社成员的回忆中也没有详细提到过。然而在局外人，顾颉刚日记中却有记载，甚至还保留下了作者名单，参展作者15人。

《顾颉刚日记》卷一，1924年6月13日星期五，即展览会展出的前一天的栏下记到：“到公园，助缉熙挂照片，吴匡时题名。此次展览会共三百片。光社照片展览会出品人名：钱景华、老焱若、陈万里、吴郁周、吴缉熙、黄振玉、褚保衡、凌同甫、张君维、王梅庄、吴匡时、夏白民、张云阶、庄更生。”在接下来第14日的日记中又记到：“星期六……为展览会印目录，差人到印刷课坐等。”“与介泉夫妇到公园，遇北大女生七人。同看照片。十点，步归。”

可见，1924年光社举办的“照片展览会”当时有作品目录出版出售。但在目前没有发现之前，只有从顾氏的日记中获得比较可靠的文字依据。

此次题写展览会名的吴匡时，在展览会上也有摄影作品展出。此人虽然非光社成员，却是当时北大校园中摄影的老前辈。

吴匡时（1883-1944），江苏嘉定人。留学法国，获理科博士后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任商务随员。1907年，清政府决定，“新旧出洋留学生一体殿试”统一参加考试后分派使用。1910年（清宣统二年）吴匡时获“工科进士”，后襄理留学生考试教官，农商部工业试验所所长。民国以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北京大学文本科预科讲师。他因为是化学专家，精通照相技术。清朝末年的留学生科举考试，他便带照相机进入紫禁城拍照。在保和殿前拍下了留学生参加殿试进场的场景，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制度的唯一影像实证，非常珍贵。在北京大学师生中，吴匡时、俞同奎、王季烈、王季点精于照相是出名的。光社第一次展览，请吴匡时出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们还在一些历史文献中发现参加过第一次展览的作者，比如夏白民，又名夏伯鸣，是民国时期京津画派画家，湖社画会发起人之一。

目前可知，自1924年到1932年间，光社曾举办过七次以上摄影展览。第一届“照片展览会”自1924年6月14日至15日，为时两天，每天有两三千人参观展览；第二届自1925年10月1日至4日，为时四天；第三届自1926年10月15日至18日，为时四天；第四届自1927年10月8日至11日，为时四天；第五届自1928年9月28日至10月1日，为时四天。

第六届展览具体时间不详。1929年顾颉刚日记五月十日（星期五）记载；“到刘半农先生处，赴宴，并看其照片”。当日赴宴看照片的还有马叔平、沈兼士、钱玄同、赵元任等同事。此年举办展览的明确记载，目前不可得知。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起成立了“北大摄影研究会”，聘请刘半农和吴郁周两位师长担任导师。光社发起人陈万里此时已在杭州另谋他职、吴熙缉因父亲病重回归苏州故里，直到1934年，他与父亲先后病逝在苏州颜家巷。

1930年11月9日，北平光社在中山公园举办第七届摄影展览，刘半农参展作品为25幅。记载见刘半农1930年日记。1931年目前没有见到光社影展的记载。1932年6月7日的举办光社照片展览，这次展览刘半农有26幅照片参展，展览开幕的第二日，即6月8日，刘半农的二弟刘天华在北京逝世。以上陈述可知，光社影展在北京举办过八次以上。光社从第一届影展开始，一直到有记载的最后一次影展，展会的地点都选择在中央公园董事会开所办的“来今雨轩”大堂。现在仅能看到的一幅照片，记录了1924年6月那次展览会现场的一角，虽然照片显示的作品陈列简陋而随便，但郎静山十分肯定地评价说；“光社此帧照片为影展史料之第一页”。

中央公园原为明清两代的社稷坛，是古代宫廷建筑群中的一部分。清政府倒台后，1913年北京政府接管了社稷坛，募集资金筹办公园，1914年中央公园对外开放，园内还从北京各处迁移来一些古建筑。在唐花坞以西的兰亭碑亭，原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是1917年迁来的。亭为重檐蓝瓦八角攒尖顶，立在中间的石碑上刻有“兰亭修禊曲水流觞图”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八根石柱上分别刻着历代书法家临王羲之的兰亭帖，以前百姓难得一见。1915年从清代礼部衙门移来的习礼亭，原建于鸿胪寺内，是各地初入京的文武官员和外国使臣朝谒礼之地。

名为“来今雨轩”的建筑成于1915 年，由中央公园董事会发起建立，原址在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墙外东南角外，为砖木结构的中西结合式样建筑，筒瓦歇山卷棚顶，面阔三开间，厅前平台周围砌矮花墙，中间独置太湖石一座。厅后西侧堆叠山石，为广东刘姓老先生亲手堆砌。整座建筑造型讲究，工艺精湛。建成后原本拟做俱乐部使用，后改由赵升承租开设了华星餐馆和茶座。1926年，为扩大经营面积，又在厅前搭建铅铁顶罩棚7间，1929年1月30日因营业亏损，改由商人王尧年承租，开设公记西餐馆兼营茶座。轩名为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所定，取自杜甫《秋述》诗小序“秋，杜子卧病长安次旅，多雨生鱼，青苔及塌，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 “ 旧雨 ” 指旧友， “ 今雨 ” 指新友，“ 来今雨 ” 意谓新旧朋友来此欢聚。原匾额由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题写。来今雨轩建成后也是中央公园董事会开会之所。

朱启钤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朱启钤是光绪举人，后经人保举进入仕途，1902年任京师译学馆工程提调，1903年任京师译学馆监督。后来又做过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民国成立后在北洋政府做官，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担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开辟了中央公园。在此期间，还拆除了正阳门瓮城，改建前门箭楼，拆棋盘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还曾计划修建北京环城铁路。

北京大学与京师译学馆有血缘关系，译学馆原隶属同文馆，蔡元培1917年也在那里任过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后来同文馆并入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于1911年停办，北河沿馆舍归入北大。因为朱启钤担任过京师译学馆监督，有这一层关系，北京大学凡有联谊性质的活动，都喜欢去来今雨轩。不少社会名流、文化团体也喜欢借来今雨轩品茗、集会、交谈，因此在京城久负盛名，。选择在中央公园展览，一个原因是离北京大学近。步行不过20多分钟即到。但最主要还是逛公园对市民大众的吸引力。让广大观众自由参观和品评展品，这种一改过去只在北大校园内举行的旧例，走出校门，面向社会公众的行为，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举动。据估计，前五次展览的每一展期到场观众至少有万余人，在北京可算轰动一时。1924年，《京报》刊登的一条题目为《北京空前之照相展览会》的消息说：“北京光社为北京爱美的摄影同志所组织，初名艺术写真研究会，以交换智识研究为宗旨。此次公开展览陈列社员出品计三百余件，任人参观不取券费，并欢迎批评云，批评文件请寄西单舍饭寺内达智营二十七号北京光社通讯处，当陆续付日报代为披露。”

从1924年到1930年间，每年一次的光社影展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单调枯燥的生活和美好的季节都是公众前来的动力，光社影展作品都是社员“完全出于兴趣”业余进行创作的。

当时北京人口最多时在150万左右，就参观者的热情来说，只有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典礼古物陈列馆对外开放能与之相比，北京光社影展可谓盛况空前。

光社影展作品都是社员“完全出于兴趣”业余进行创作的，据记载，在光社前四次影展时，社员参加展出的作品，无须经过评选，“每次展览之前，只凭各人拿出自己的作品来，并没有选择和评判的手续”。

1926年以后，刘半农、汪孟舒、王琴希、郑颖荪、孙仲宽、伍周甫、张云阶、吴仲瓯、徐景宗、周志辅、李召贻、郭学群、许智方、沈麟伯加入光社。这时骨干社员陈万里、黄振玉已经离开光社。1927到1928年间，又有程知耻、王篯伯加入了光社，社员人数发展到20多人，这时的社员已不再局限于北京大学。第五次影展光社推选出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周志辅四位会员作为“审查员”，遴选会员的作品。将各位会员提交的作品一一过目，分别研究，以四人一致通过才算入选。审查员遇到本人作品时要回避，以避嫌疑。此时陈万里已经不在北京去了南方，这位参与创办北京光社的摄影家，虽然离开了志同道合的光社影友，却促成了中国早期另外一个重要摄影社团——“中华摄影学社”在上海诞生，这是后话了。

光社摄影创作，平时社员们除了个人随时收集素材外，彼此的鼓励和帮助也不少，最初大约每月总有一次例会，有时在会员家中轮流举行，有时在中央公园举行，有时也在餐馆中举行。会中大家商议一个题目，比如春、静物、雪景等，大家就根据这个题目去找材料，到下次例会，大家拍好交卷彼此观摩、研究。会后聚餐一次，总是尽欢而散。这样日积月累，每年的摄影展览每个会员都能拿出像样的作品。

光社的郭学群（1902-1989）名可诜，字学群，以字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转入矿物系。郭学群的父亲为民国时期大辞人郭则沄（1882-1947），是晚清1903年癸卯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民国后任政事堂参议、、侨务局总裁等职。1922年离任后任铁路学院名誉校董，住在北京，德才兼备颇受文人抬捧。平生著有《十朝诗》《庚子诗鉴》《旧德述闻》《灵洞小志》《红楼真梦》等多部著作。郭学群是郭则沄的长子，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迷上摄影后加入了光社。《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上有他的作品“闲”和“镜花”。

据说光社内年龄最小的社员许智方，加入光社时还在就读汇文中学，在30多年后他写的回忆文章中，只言片语地写道；“记得年长的会员更是不辞辛苦，他们冒着风雪穿着皮袄油鞋到处拍照，当时许多公园还没开放，必须辗转托人介绍始得进去，社员兴趣之浓爱好之深由此可见。当时拍摄对象，由城市逐渐转移入农村，出城一二十里得地方有人连照相机都没见过——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和郭学群到海淀去照相，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往前走，从远处游来一群鸭子，雪白的京鸭后面衬托着蔚蓝色的天空，岸旁垂柳上挂着的积雪还没有化净，一片倒映的云影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能够肯定的结论是，在民国时期的多种摄影刊物上，确实能够经常看到许智方发表的摄影作品。后文也还会提到，他参加过摄影名家张印泉（1900—1971）在北平发起的几次摄影家联合展览会，也和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位战地摄影家方大曾有过紧密交往。

文学家、民俗学家的顾颉刚先生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又考入本科哲学门，中间因为生病和家中人故去等原因，屡次休学，直到1920年才毕业。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大西斋是学生宿舍，与北大第二院一墙之隔，但大多数学生或在外寄宿，或租住公寓。顾颉刚毕业后先留在北大任教，后来去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1923年底回北大受聘于研究所国学门，租住在景山西门以外的大石作胡同，此时光社的吴缉熙也住那里，顾颉刚的文章中记载了两次和光社摄影家到北京西山妙峰山的情形。一次是1920年秋天，与陈万里之游；另一次是相隔4年后，1924年农历四月初八与吴缉熙的结伴而行，此时顾颉刚已从上海回到北京。在北大研究所编辑《歌谣》杂志。

北京妙峰山位于京西门头沟境内，距北京城110华里，风景奇秀，还有闻名华北的进香庙会。顾颉刚曾经写道：“我自民国元年到北平，直到九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时间不为不久，但绝不知道有妙峰山进香的一回事。这也难怪，这座庙离城百里，太远了，接触不到。虽是城内墙上每年必贴着许多香会的报贴，阴历四月初旬又有无数‘带福回家’的特殊人物，但天下的事情不入我们的意识的何啻万千，这一点事情熟视无睹有什么稀罕呢！自从民国九年的秋天我和陈万里先生游西山，入山很深了，方始走到妙峰山。那边的庙，因为筑在很小的山顶上，没有多少屋宇，那时又不是进香的时候，人迹很稀，所以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只有从三家店到妙峰山的一条路上屡屡看见小而新的庙，一座座地关着门，觉得有些奇怪。问驴夫，说是茶棚。山里为什么要有茶棚呢？茶棚为什么要造得这样讲究呢？当时曾起过这些疑问。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的太多了，我哪得一一去问个究竟呢，所以也就搁着了。隔了四年，我又和吴缉熙先生游三家店，渡浑河。那时恰巧是阴历的四月初八，来来往往的人非常多，每座小庙——即四年前的驴夫告我的茶枞——又都击着磬，唱着喝茶喝粥的歌，庙内外歇着无数进香的人，每到一个人就到神座前磕一个头，这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想跟他们一同上妙峰山去看看了，可是过夜的东西一些没有带，只得回家。”

妙峰山是北京西山名胜，青山环抱，有农舍及庙宇点缀其间，每年春夏，有玫瑰盛开，旧时山上建有私人别墅，为北京城内华洋贵族避暑胜地。自清末以来，是来京西方摄影家必到之处。有了和陈万里、吴缉熙的两次西山游览，顾颉刚对妙峰山一带的民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25年4月，他又一次去到妙峰山，这一次是进行民俗调查，回来后发表了调查报告《妙峰山的香气》。在此以前，北京妙峰山是老百姓每年进香和赶庙会的地方，很少有大学生和教授光顾，顾颉刚等人去过以后，这里很快成为旅行摄影胜地。

（《本文摘自《光社纪事》，陈申著，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